1978年2月，春节过后，我背着简单的行李和满满的一箱子书，告别南昌前往上海读大学，荣幸成为高校恢复招生后的首批大学生。
我的“大学梦”终于圆了，断裂的岁月终于得到了重续。这一年，我32岁。中国有句谚语说“人过三十不学艺”。但是我不想躺平，而是想握紧美好的理想，在逐梦的路上勇敢地奔跑。我坚信，没有恰好的时机，只要出发，什么时候都不晚。
吴颂今在上海音乐学院琴房
苦并快乐着的大学生活
中国建院最早的高等音乐学校——上海音乐学院，就像一座象牙之塔，属于音乐教育的最高学府，学生入读的门槛非常高，招生人数非常少。当时作曲指挥系五个年级加起来，总共只有二十几个学生，我们这一届只招了10位同学。我以为我会是年龄最大的，没承想学指挥的安徽同学尚庭文年龄更大，已经三十五六岁了，而年龄最小的谭利华，当时才二十出头。
面对这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我是一分钟都不敢懈怠。也认为自己在作曲方面也算得上是有所成就，专业课程的学习应该不会太难。然而，刚开课就遇到了两大难题——和声和钢琴。
我虽然长期创作歌曲，但一直以来写的都是单旋律，脑海里没有形成和声思维。因此，每次的和声作业，别人可能一个小时就做完了，我最快都要两三个小时。
除了思维模式的局限外，学和声困难的原因，还在于我的钢琴底子非常差，或者说，我根本就没有钢琴基础。32岁进上音才开始学弹琴，特别窘迫。别人的手指是在琴键上飞舞跳跃，我的手指因岁月的磨砺已变得僵硬而又迟钝，即使我有再好的乐感，面对88个黑白键也经常是手足无措。
吴颂今与作曲系陈钢教授、陈铭志教授等人在一起
有一天，我在琴房做最简单的指法练习，一群六七岁的孩子趴在琴房的窗户上嘻嘻哈哈地笑着看我。我的脸“腾”的一下红了，一股强烈的羞愧感冲上心头。因为我知道，这些孩子都是音乐学院附小钢琴专业的学生，每一个都可以称得上“音乐神童”，可能在他们眼里，我这个跟他们父亲年纪一样大的人，居然在弹奏《车尔尼599》——最基础的钢琴练习曲，还是作曲系的老学生，实在是太可笑了。
也许这些孩子并没有这么想，之所以围观，仅仅是好奇，但是我敏感的自尊心还是受到了一次巨大的冲击。和这些孩子们相比，我远远地落到了后面，如果沿用目下时兴的年限界定的话，那么，我至少比他们落后了25年，这种落差的刺激何其巨大，何其强烈！
除了学习上的压力，生活上的压力更大。虽然来上学之前也有心理准备，但是真正面临困境的时候，还是感觉如牛负重，深陷泥中。
我们班10个人，我是经济条件最差的。当时虽然是带薪上学，但单位把所有的补贴都取消了，所以我当时的工资每月只有36块5毛。妻子的工资也不高，每月只有30来块，孩子已经一岁半了，需要花钱的地方更多，而我独自在上海，两地分居，又增加了许多额外的开支。总之就是，收入减了，开销更大了。
那时候，不敢多花一分钱。每天早上买一个5分钱的面包，早餐吃一半，留一半到半夜自习时饿了再吃。午饭买一份素菜一份饭，原则是少吃饭，多喝汤，因为汤免费。最大的奢侈是偶尔去水果店买几个特价处理的苹果，那种最小的、已经放蔫儿的国光苹果，两毛四一斤，一斤能有五六个，每次都是细细地啃，不会浪费一丁点儿。舍友陶思耀来自南京部队前线文工团，他的工资是我的两三倍，有八九十块钱，看我过得实在清苦，便常常请我吃宵夜，一碗阳春面或者一碗馄饨，算是那段日子最暖心的美味了。
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1977级同学毕业合影
我们那个年代，没有几个人是没吃过苦的，所以，学习的苦、生活的苦，对我来说都不算是真的苦，熬一熬就过去了。可是，心里的苦，那种因亏欠家人而自责的苦，浓得久久化不开。
初遇妻子时，我就下定决心这辈子要好好照顾她，给她一个安稳的生活，但结婚以来都是她照顾我、支持我，用她柔弱的肩膀支撑着我们的小家。我也不是个称职的父亲，此前因为一直生病就没能照顾到女儿，来上海读书后就更是缺席女儿的成长，唯一能做的，就是每个月将省下来的钱买些上海的糖果饼干，托人带回南昌给女儿，聊以慰藉心中之苦。
在音乐学院的第二个暑假，我接妻子和女儿来上海。当时学校有内部电影放映，我让妻子去看，我在宿舍看孩子。结果女儿看不到妻子，开始哭闹起来，不停地喊着“我要妈妈”！怎么哄都无济于事。一部电影的时间，我差点儿崩溃，跟女儿一起哭起来，也更加体会到妻子的不容易，平时她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该有多难？
纵使饱尝种种困苦，与在上音几年学习的收获相比，一切都是值得的。在此之前，上大学只是我的一个单纯的梦想，梦想能实现最好，实在实现不了，也没什么大不了，我照样能谱曲作词。但我读了大学后，才深刻意识到，一个人若想有更高层次的发展，系统的高等教育是必不可少的。
1979年吴颂今作曲的《四化花开幸福来》获上海音乐学院抒情歌曲创作比赛一等奖
首先，系统的学习，提升了我专业音乐知识和创作技能的高度。
如果说，音乐是一座金矿的话，之前的12年，我就像淘金客一样，所进行的只是散点挖掘，这里拾一点儿，那里挖一点儿，获得的知识都是断裂的、零散的。到了音乐学院之后，我才真正得以窥见音乐矿藏的庞大，也愈知自己的贫乏。
比如，我自认为对中国民歌的认知还是挺多的，但听了“中国民歌”这门课后，我才知道自己以前的所知仅仅是一点儿皮毛。这门课的主讲老师是江明惇，他也算是这门学科的创始人，教材都是他自己编的，用钢板刻出来油印的。“中国民歌”课原本不在我们作曲系的课程表里，但因我对民歌非常感兴趣，所以只要别的系有课，我几乎是堂堂必去旁听，还做了很多笔记。若哪节课缺了，我都会去借听过课的同学的笔记来抄。系统的学习和老师的讲解不仅让我对中国民歌有了更加完善和系统的认知，这其中很多知识如果靠自己领悟，可能一辈子都悟不出来。但是老师的讲解和点拨就像拨云见日，使原来肤浅的感性认知上升到了理性理解，让我对之前搜集的民歌素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以后的创作中也运用得更加得心应手。从那时候开始，我正式从一个业余音乐创作者向专业作曲家跃升。
其次，学院里丰富的资源，开阔了我的眼界和认知的广度。
除了丰富多样的专业课程外，学校还经常举办各种学术讲座和音乐会，只要我有时间，都场场不落。图书馆、视听资料室更是我最爱去的地方，以至图书管理员都认识了我。名作藏书、原版曲谱，还有各类作品的唱片录音录像，让我大开眼界。我就像饥饿了很久的人，丰富的知识食粮，不仅让我有一种饫甘餍肥的满足感，更让我从内心深处获得了一种高情远致的丰盈感。
现在资讯发达，想要的信息和资料可以说是唾手可得，很难体会我当时那种久旱逢甘霖的激动，我举两个例子也许你就能理解了。
那还是我在铸锻厂当学徒期间。一个星期天，有一位高干子弟同事说他家有一台留声机，邀我去听一首非常动听的曲子。我是求之不得。到了他家之后，我们爬上阁楼，打开留声机摆上一张黑胶唱片，一曲宛转悠扬的音乐流淌而出，声声入心，那首曲子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那个年代，像《梁祝》这种婉约唯美、爱情题材的音乐被视为“靡靡之音”。我们闭严门窗，调到最低音量，听得痴迷又忐忑。饶是如此小心，仍在刚听一半的时候，被同事的母亲发现了，她闯进房门，劈头盖脸将儿子骂了一通。
留声机的动人乐章戛然而止。直到十年后，我才在音乐学院图书馆听完了这首曲子的后半部分。更为意想不到的是，这首曲子的作者何占豪和陈钢教授，都是上音的老师，我读书期间，听过他们很多课。
在那特殊的年代几乎没有音乐，所以，当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被允许上映的时候，引起了巨大轰动，大家都抢着去看。电影中有一个情节，红军战士到剧院去看芭蕾舞《天鹅湖》，舞蹈的片段也演了出来。那是很短的一段四只小天鹅表演。所以当从电影中发现这个片段后，我立即将当天所有场次的票全都买了。算好时间进去，专门看那段《天鹅湖》，看完就离场，估摸着下一场快演到这个部分的时间再进场，将柴可夫斯基的这两个音乐片段深深地刻在了脑子里。
所以，当我看到上音图书馆视听部里那琳琅满目的唱片时，就像寻宝的猎人终于找到了梦想中的宝库，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终于可以在我这里画上圆满的句号。此后，我一有时间就就泡在图书馆，中外名曲、古今经典，还有各地民歌、各种原始采风录音等等汇成了浩瀚的音乐海洋，我像一块干燥的海绵，在其中贪婪地吸收着各种音乐的养分。
吴颂今年过30从零开始学钢琴
教授们的言传身教对我的影响
我们是恢复高考后正式通过考试进入学校的第一届作曲系学生，1977级。大家都是已经参加工作的，我们这个班也叫在职音乐干部进修班。与普通的班级不同，我们只有短短的两年在校时间，却滋养了我此后几十年的音乐生涯。
大学带来的见识，拓展了我的眼界，让我看到了从前看不到的东西，思维能力更强，思考的角度也更加深入。没读大学之前的我，就好比工地上施工的工人，看到的只是水泥和钢筋；读了大学后的我，变成了建筑工程师，看到的是图纸和整座大厦。学院提供的丰富资源加载给我的知识翅膀，推动我飞得更高、看得更远。
此外，在大学里，除了知识和技能的收获，教授们的言传身教也开启了我的人生观念的新篇章。当时音乐学院的很多教授都是中国音乐界泰斗级的人物，他们学识渊博，资深望重，为人却十分亲切谦和。
当初我来上海参加考试时就感觉到了，主考老师不是那种高高在上审问的态度，而像家里的父辈长者在和你亲切谈心。正式开课后，这种喜得良师益友的幸运感更为强烈。
我的主课老师邓尔敬教授，是中国著名的作曲教授，我和陶思耀是他带的最后两个学生。邓教授对我们特别好，批改作业从来都是循循善诱，非常和蔼。
我钢琴弹得极差，但幸运的是，遇到了一位仪态贤淑、大家闺秀范的徐祖颐老师。她教学有方，对我这个笨学生也是爱护备至。每次上课都首先表扬我，夸我有进步，弹得不错，其实我知道自己弹得有多糟糕，但是徐老师从来都是鼓励教育，维护我的自尊心，让我坚定了继续学下去的信心。正是有了徐老师的鼓励，我下定决心笨鸟先飞，别人练一个小时，我练两个、三个小时。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左起）吴颂今、茹银鹤、辛崇国、陶思耀、王觉
系书记沙汉昆老师发现我做和声作业特别困难后，有一天晚上专门找到我，说：“来，今天晚上我陪你做和声题，看看你到底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怎么做得这么慢？”那天晚上，沙老师陪着我，发现我就是思维模式的问题。惯性思维，真的是成长的最大障碍。而要突破自我的思维局限，则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沙老师几次陪我做功课到深夜，给了我很大的指导和帮助。
我常去旁听“中国民歌”课，江明惇老师也发现了我这个好学的学生，虽然我不是他们专业的，但他对我也很关心，在专业上给了我很多指导。四十年后，我在上海音乐厅举办作品音乐会，已经是院长身份的江老师和师母，还前来捧场。
还有汤沐海老师，后来成为了国际知名的指挥家。他教我们曲式分析，很年轻，年纪可能比我们班上很多同学都小，但我觉得他非常有才华，专业水平很高，对我们这些大龄学生没有表露出丝毫的优越感。
不仅是所有的教授老师，音乐学院的其他工作人员，甚至是传达室的师傅，待人都温文有礼。这对我影响巨大，很多年后，我的学生们都对我说：“吴老师，您看着太不像名人，跟谁说话都是那么和气，没有一点儿架子。”每每听到，我都是笑而不语，因为，当年我的老师们也是这样对待我的。
虽然我的求学道路走得坎坷艰辛，但无论何时想起，我都无限感激那个没有放弃“大学梦”的自己。
——节选自中国书籍出版社《穿越岁月的热爱——音乐家吴颂今的人生启示录》
作者：吴颂今
上音1977级作曲系校友
一级词曲作家、资深音乐制作人、正高级音乐编审，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自 1966 年发表处女作，深耕音乐行业五十余年。历任《心声歌刊》副主编、中国唱片广州公司高级编审、广州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其音乐作品入选奥运会、亚运会展演曲目，在岭南甜歌、军营民谣、儿童音乐、新民歌领域均有着开创性贡献，二十余首词曲作品荣获国家级、省部级创作奖项，旋律传唱度极高，影响横跨老中青少幼五代听众。代表作包含《茶山情歌》《军中绿花》《风含情水含笑》《女孩的心思你别猜》《你那里下雪了吗》《灞桥柳》《小手拍拍》《爸爸的爸爸叫什么》等经典金曲。近年潜心创作器乐作品，代表作有管弦乐组曲《中国音画》、民族管弦乐组曲《岭南乐韵》、国乐作品《女子水晶乐坊》、新世纪音乐《粉墨遗韵》等。
从业期间发掘并打造了杨钰莹、陈思思、周亮、小曾、小蓓蕾组合、任妙音等众多知名歌手。先后斩获中国金唱片奖、中国流行音乐十年成就奖、广东流行音乐二十年成就奖、华语乐坛年度人物金奖等多项业内大奖，获评井冈山市荣誉市民及多项省市突出贡献荣誉。
多年来音乐展演足迹遍布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昌等国内多地，并远赴新加坡、日本举办专场演出。从《流今岁月50年》《岭南飞歌 30 年》到海外巡演，其音乐影响力持续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