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音校友通讯录
第112期
上音校友通讯录第112期 2017年10月11日.docx 点击此链接可下载全文
为校庆9 0周年献上浪花一朵
———忆五十年代上音附中建校及难忘的部分花絮———
·孙承骅·
1953年夏天，在偶然机会里我懵里懵懂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少年班。11月，少年班改名为“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附中”。到了1956年随着大学部的更名，附中定名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
从此，我与一群1953年同时被录取的孩子们在附中的怀抱里，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培养，共同生活，一起成长，直到走向社会！在这里国家为我们制定了教学大纲，全方位地创造各种条件，建造起全新的校舍，免费提供三餐伙食和住宿，实行全日制管理教育，从国内外调集各专业优秀的音乐专家和教授老师们，辛勤地培育我们成为国家合格的专业音乐人才。几十年来我们深深体会到能在附中的怀抱里茁壮成长那是我们的福气！乃至1957年根据贺绿汀院长的规划成立的“上音附小”同学一样，那是下一代更年轻学子的荣幸和福气！
六十多年过去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从这里走出的每位莘莘学子都已成为具有高水准的国家音乐人才。甚至多人多次在国际上拿奖，可我们谁都忘不了是母校对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亲切关怀和栽培之恩啊！
作为我个人在附中曾度过八年的黄金岁月，这可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刻，无疑也是我们人生的重要起跑点。在学业上我确立了以音乐为终生事业的目标，在思想上我逐步确立起自己的人生观，最重要的是我懂得了“人只有奉献才是活着的根本意义”！这就是上音附中在我心中沉甸甸的定位！直到1961年我被正式保送进本科管弦系。
每当回忆起那些年的时光，我们都会在心中感受到它依旧是那样温馨和甜蜜，往事并不遥远，岁月清晰可望！
今天，上海音乐学院校庆九十周年了！我们这代人转眼也跨越了古稀之界，哇！进入到“奔八”的行列中了！如今想要感恩，必须抓紧时间了！在母校九十年浩瀚的大海中逐浪随行，“沧桑虽然无尽头，往事却会渐远去”，毕竟“天若有情天亦老啊！”我们只能尽力去回忆了，把远去的人和事“请回来”再次相聚，让曾经荡漾在大海中的每一朵浪花共同欢唱吧！
1）等待入学
1953年夏，经过一番激烈的入学竞争考试，我们到市三女中门口看榜。发榜那一刻人山人海，都在说是百里挑一！那场景有哭有笑非凡热闹。记忆犹新是录取后收到的第一个通知是“某日某时到少年班原址报到”，除确定每个学生主课专业外，更重要是通知我们“漕河泾新校舍正在修建中”，因未能完工所以无法按时开学，要求新生在家耐心等通知。到了9月1日，眼看全市各中小学都已热闹开学，而我们却还在家闲等，真是让人心中焦急。好容易熬到10月中才来通知：让我们某日上午9时带好行李及生活用品到陕西南路体育馆门口等车（当天在全市设了好几个点），然后有车送我去漕河泾新校址。作为11岁的孩子，我们都是首次离家开始独立生活：自己拥有被褥蚊帐、行李箱子及热水瓶脸盆牙膏牙刷等。在那里我们必须学会自己吃饭、洗碗、用热水瓶打开水等，生活样样自理，一切全是新的。尤其是批新同学在一起初次交往，以及共同面对新生活的困境和对未来的憧憬，使我们的大脑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当卡车将我们送达目的地后，一下车才发现，这里的一切还未成规模。除了两栋两层楼的砖瓦新宿舍、两栋教学楼和两排正规的琴房（以后被命名第一琴房、第二琴房）外，新校址几乎还是一片荒芜之地。到处是杂草丛生野穴孤坟，一些茅草棚里堆着各类建筑材料。吃饭的食堂只是一个大茅草房而已，到了夜晚还时常整体停电要靠蜡烛来照明。夜晚对于我们这些刚来的小孩来讲虽觉得有些恐怖但也觉得好玩，况且我们有生活老师看护还有初三和高一两个高年级学长派的学生辅导员作伴，心中倒也不害怕。反而觉得自己小小年纪能摆脱家庭的束缚独自享受着眼下的自由，这快活更压倒了一切。特别神气的是每个人发了一个校徽，上面有“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字两行，挂在胸前特别引人注意。每到星期六下午回家，挤在53路公共汽车上引来众多好奇的目光，心中偷偷得意“以为我们也是大学生呢”！
2）附中成立
11月的一天（大概是27日），学校通知大家到第二琴房前集合，说是院领导要来看望大家，那是我第一次听人说起院长叫贺绿汀是著名的音乐家，于是我们便向第二琴房那边聚集。聚会是在露天空地上（因为当时还没建室内场馆），大家可随意走动并不要求队形。当时我们年纪小还不懂什么叫开大会，更不懂该去看看领导来些什么人等等。只听见有人宣布“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今天正式成立了”！大人们鼓掌我们也就跟着鼓掌，接着很快就散了，想想那时开大会也简单。
记得附中成立后第一任校长是程卓如，她当时是我们视唱练耳课老师，又严格又严肃，同学们都有些怕她（但长大后我们却常因为曾经是程卓如训练出来的耳朵而骄傲，那是后话了）。副校长是金村田，对我们管得挺严，经常训话。教导主任一直是著名音乐家黄自先生的夫人汪颐年老师担任，那是个亲切和蔼的老太太。初一年级是由当年新生分为甲乙两班，我在乙班；当时初三也是两个班，甲班是原行知艺术学校的学生组成，乙班则由原少年班组成；而高一的两班，甲班是与我们一同刚入校的高中新生，乙班则是原少年班升高中的学生组成。总共是三个年级六个班聚在一起（那年缺少初二、高二和高三三个年级）。从此，从上音附中成立起算，首届三批元老学生，就在漕河泾（康健园旁）薛家宅27号新址扎根下来。
第二年春天（5月），新校舍逐渐完工，本科的大学生随着院本部一起浩浩荡荡迁了进来。从此漕河泾音乐学院大院里大中学生济济一堂，偌大的院子里热闹了起来。学校的播音室从早到晚播放着各种通知，贯穿着美妙的苏联歌曲陪伴着我们。大操场上跑步、锻炼者时刻不断。当然校园的建设也更快了，新办公大楼、新教学大楼、新大礼堂、新图书馆、钟楼、大操场等，尤其是琴房盖了八栋，还有小岛、小河、小船、小桥和花园，真是处处都美极了，我们犹如生活在春天的花园里！1957年我们还在学校迎接过苏联著名的小提琴大师奥伊斯特拉赫！
3）我的老师
从进入附中的第一天起，我就被分配在王人艺老师名下学小提琴，听说他以前曾教过聂耳拉小提琴，心中即刻就产生一种崇拜感。那时王先生的工作关系还在上海交响乐团，每星期一来漕河泾上一次课，记得那时我的师兄师姐们有马崇玉、夏飞云、王家阳、龚耀年、沈西蒂、沈一鸣、陈家华、苗坪、潘林等。以后王先生正式调到学校任教后，附中附小学生加在一起就更多了，如盛中华、潘寅林、周尊贤、陈新之等，而王先生对每一个学生都那么好正是最难得啊！
五十年代在附中先后任过校长的记得还有金村田、蒋在文、万里和朱国筠等；教导主任则一直是汪颐年先生；校长室秘书周幼琴、李中元；共青团书记是杨淑庐、岩力、杨建娥；少先队辅导员是孟淑兰；文化课老师及各科室教过我们的有：视唱练耳老师程卓如、单尔馨（一位具有像大姐一样爱心的副科老师）；合唱课老师张民权、赖广益（当年曾指挥我们童声合唱到处表演）；语文老师赵陵娟、黄官文、施珏、潘善琪；数学老师梁仁楚；地理老师陈仪；历史老师张沛珍、谢生（一位时间观念最强的老师）；俄语老师是谭抒真院长的妹妹谭素芬和汪启章；体育老师是曹健、甘永志；生活管理老师朱培琴；乐器室是丁善德院长夫人庞景瑛；图书室王影、周丽英；食堂管理员蒋阿根、刘炳勋；还有工友王金扣等，（此名单仅凭记忆故定有遗漏，敬请原谅）。
至今回想起来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庞依稀仍在眼前清晰可见，正是在他们的教导和关爱下我们一代人成长起来了，恕不知今日这些老师们还有几人健在?其实我心中明白许多老师其实早已离开人世！我只愿借此机会补上对他们一份追思和敬意！以表达我们无限的感恩！
4）我的同学
1953年进附中的同学中，学小提琴和弦乐器的同学印象较深，特别是我们有一个自发组成的弦乐四重奏小组，成员有：王希立（一提）、蒋建昌（二提）、屠巴海（大提）、我是用小提琴演奏中提琴声部的（这对我熟悉中音谱表和提高视谱能力都有极大的好处）。一到暑假大家都回家去了，而我们这些自愿留校学生每天就在一起玩。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先是翻砖弄瓦捉蟋蟀；早餐后各自练琴两小时；10点多钟后开始拉重奏，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我们把一套《海顿四重奏》完整的分谱几乎从头拉到了完，当然有时也会拉莫扎特的小夜曲、老柴的如歌的行板等乐曲来充实一下。午休后3点半起床，就直奔大操场踢两个小时足球，直到大汗淋漓疲劳不堪为止。晚饭后洗澡、乘凉、或听本科及高班同学吹牛讲故事，然后到校门口一个叫“老刮皮”的摊头上吃碗小馄饨，天天如此一个暑假很快就过去了，心里特别满足。
那一年同班的其它提琴同学还有苗坪、谭国璋、何大庭、张秉方、蔡瑞升、王尔玉、陶世泉、史蒂华、刘秋瑜、潘林、张卜比等，大提琴同学有沈静珍、慎小薇、刘纯如，其它专业同学有朱元贞、张念冰、徐临、华清、董景敏、赵家娟、范民娟、张乐平、王淦贤、金迪善、许洁如、吴培德、胡博立、俞先明、钱维明、徐瑞琪、邝葆宁、徐仁爱、贺晓秋、陈少霞、胡崇怡、梁绮冰等，这个班是人才济济，目前最出名的人物大概数陈燮阳了。
第二年我不幸留了一级，因此又结交了一批新同学，从初一乙开始的同学有林华、姚彬、裴小秋、洪竞立、顾生明、沈吉球、彭永清、倪文震、沈传薪、宏志信、范上娥、陈安如、钱久、韦蕴玉、顾于菲、励富良、陈理纳、郑晓筠、蕖夏莲、黄龙骧；接着甲乙班合并同学有奚其明、杨懋、陈庆峰、杨立青、孙以强、吴道威、沈章、钱维明、贺晓秋（贺绿汀院长已故之女）、周韧秋、李亚琪、贾培华、刘桂龄、陈祖馨、马嘉陵、顾仕芳、丁霭悦及著名钢琴家殷承宗等；到了高中再次与57年进校的高一甲班合并，同学有金复载、龚一、裘晋孟、朱晓谷、何昌林、周德明、刘敦南、曾裔萱、谢蕊、蔡正菁、陈幼倩、徐华英、钟建育、郑豪南、郭春浦、江祝胜、郑民光、俞真曾、汤元龙、邵开益、李禹贤等。（记忆的名单定不完整）。
如今我们这一批同学，绝大多数已完成了一代人应尽的使命，先后退出了历史舞台。年过七旬，两鬓斑白，五十年的光阴如过眼烟云，五十年风云谱写的辉煌己成历史，但上音附中留给我们的这段同学之情，将深深刻在心中，永不磨灭。
5）校足球队
参加上音附中的足球队，是值得我们怀念的一段生活，因附中的足球队借有天时、地利、人和众因素，所以曾有过相当辉煌的历史。
由于音乐的专业特点是多用手指，因此体育运动的重点自然是尽量减少篮球、排球类用手指撞击的运动，故我校的足球和乒乓球及田径类活动便大力开展起来（天时）。再加上漕河泾校园由于附中与本科在一起，我们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有一个标准的大草坪足球场和400米长的正规跑道（地利）。附中球队属于少年队只踢半场，也不穿正规球鞋，人人都能上场玩几下，7至11人只要对抗双方人数均等即可开战，所以爱踢足球者人数众多。恰好院里财会室有一位张培德老师，他原是上海青年足球队队员，曾受过专业正规训练，便自然成为我们的教练，校足球队就这样在张教练热心指导下和体育老师的关怀下正式成立，我属于其中热心的一份子，天长日久后水平自然有所见长。
那年学校所在地“西郊区”（漕河泾属区）举行中等学校足球联赛，经过一番抗争最后只剩上海中学、七宝中学和我们“音中”一起进入最后三强决战，以决出一、二、三名。上海中学是西郊区由来已久的冠军队，七宝中学更是出名的强队，而我们“音中队”则是名不见真传的黑马，三队相争没有人看好我们，但最后是我们胜了！
那年学校为我们定做了一套红色的“音中”运动服，穿在身上特别精神，可惜以后附中搬东平路后，球队再也没那样的场地和条件了。
6）学校搬家
1957年，上音在大鸣大放和整风反右政治运动中有人提出“位于郊区的音乐学院像世外桃源，脱离群众，脱离社会”。后经全院上下一场激烈辩论，又经上海市领导批准搬回市区。就这样决定大学本科迁到汾阳路20号外，附中搬到了东平路9号。因附小本就在东平路2号，所以东平路从2号至11号整个大院可以联成一片，全是花园别墅，这9号原系宋美龄公馆，院内的小桥流水假山、亭台楼角花园确实豪华美丽，用我们学生时代的话说就是“风景这边独好”。
1958年正式开始搬家，那时我们正读高二，整个年级甲乙两班己并成一个班，学校定的原则是边上课边搬家，在整个“分期分批搬家”过程中我们班是打前站首先到达东平路！虽然迎接我们的只是附小的教职工老师和四五年级两个低班小同学，但大家见面都特高兴。
那时教室不够，一部分共同课还要到岳阳路（现上海画院）去上，部分男生宿舍还搬进了东平路45号。记得在45号院里，我们还建过两个小土高炉，参加了愚蠢的“大炼钢铁”运动，到处去拆铁窗铁门，最后为社会造成了一堆废铁的灾难。在东平路更倒霉的事情当属参加全市统一的“除四害”围剿麻雀运动，记得那时我还是附中学生会分管劳动的，因此参与了学校这次活动的组织策划，还带头冒险爬上东平路对门教堂陡峭的尖屋顶上，摇旗呐喊敲锣打鼓以完成“吓阻麻雀在任何地方不能停留息歇不留死角”的任务，说真话那天全市统一行动结果堪称“成绩辉煌”，麻雀的确被吓死无数，人也精疲力竭累得够呛。关键问题是当年的农田却因此连遭虫灾，追查结果“麻雀是农田病虫害的天敌”！是益鸟！老百姓都“觉倒”！政府因受当时极左思潮影响的“无知”行为，给自己开了个大玩笑，铁的教训啊！
当然，在东平路我们也留下过一份自豪，我们高二甲乙合班后，以自己的双手，用干打垒的土法为学校建造了一栋土琴房，在学校用房不足、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做了一点贡献。我们还曾参加了整个附中组织的勤工俭学活动，与高年级班级共组演出队，走向工厂、农村、部队、以及到街头演出，为学校募得少量经费，在艺术实践的舞台上同时也初试莺啼，得到了磨练。
7）一个弃婴
在50年代繁忙的学习及参加各项运动的日子里，有一天晚上约10点多种，我和几个同学从东平路9号回45号男生宿舍院准备去休息，突然听到路边阴暗的大树下传来婴儿哭叫声，我过去一看是一床小棉被裹着的襁褓，里面有个婴儿，我们几个人警觉地立即向四处探望，果然见有个人影一闪而去，待我们追上前时己不见踪影。无奈，我们只好抱着婴儿进自己的宿舍，好奇地打开包裹，首先见到里面是个活着的可爱小女婴，身上还附有一张字条，上写着年月日和出生时辰。这时同学都闻讯好奇地围拢过来，有的还再次追到门外去寻找那可恶的遗弃者。面对这突如其来捡个女婴，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但谁也无法知道这孩子是私生女还是因为家境贫困而被抛弃，但有一点是一致的：总得想办法让她活下去。于是大家开始七嘴八舌，有的建议交给学校，有的主张发个招领声明，最妙的是建议成立一个抚养小组，我们集体把孩子养起来，算是我们班共同的女儿，等将来培养出一个小音乐家来也算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但又一想，这样像养个小动物一样肯定不合法！况且喂奶、清洗、抚养等杂事挺多，老要哭怎么办?肯定需要女同学帮忙，单靠男生肯定有困难。经过一番争辩，最后大多数人冷静下来后，还是赞同连夜送公安局。于是我们一帮六七个小伙，七手八脚地帮忙重新包裹起来，由我抱着孩子连夜12点左右直奔宝庆路淮海路口的公安徐汇分局去了。经过报告情况、登记、众人作证后办妥手续，因我是第一个发现的，故由我签名才算完事。分局的夜班警官真诚地当面表扬了我们说： “同学们出于爱心把捡到的弃婴主动交给政府，这个做法是正确的，你们为社会做了一件好事！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个孩子一定会够得到健康成长，大家可以放心！”就这样，回宿舍后大家还议论纷纷，久久不能入睡，欣喜自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如今60年过去了，当年的孩子如活着的话，想必也早已是人到中年了，真不知命运是怎样安排她的人生?现在想起这件曾发生在附中的往事里，当时我们还真忘了向学校报告，而今也算是补报一下！
8）后 记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里前人曾留下无数“时光短促”的论述，多次发出要珍惜“生命短暂”的教诲，但这些话往往被忽略，于是一代代无穷地反复。直到了自己进入老年了，才发现原来生命真的是如此短暂啊！惭愧的是我也是一个后知后觉者，想当初在附中当顽童时只顾贪玩而置学业于度外，不知浪费了多少大好的时光！岳飞在《满江红》中吼出了“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再次论证了这个道理！最后！让我们共同分享！在校庆90周年的日子里，送上五十年代春秋往事一段，它是上音九十年浩瀚历史中的浪花一束。“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让我们衷心祝愿母校上海音乐学院更上一层楼！
闪光的纽带
·戎耀梁·
离开上海音乐学院已有56年了，但是始终感到母校就在我身边，感受到她的温暖与胸怀，体会到她的气魄与风采。
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与母校之间有条闪光的纽带，那就是《上音校友通讯》。每当我收到校友通讯就能在第一时间了解母校近况，内外交流、获奖信息、校友动态、怀念与追思以及发展规划等信息。
其中通讯第100期见到“音教系获教育部大奖”的喜讯更使我感到万分地激动与兴奋。因为音教系的前身为“师范专修科”自1958年起连续招收了四届学生，我乃第二届一员。想起当时的情景，校园设施相当简陋，教学大楼刚在建造，食堂是由毛竹搭起来的大棚，棚内只有餐桌没有坐椅，吃饭都站着吃，搬走餐桌就成了礼堂，演出活动都在这里进行。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首场演出就在此举行，现在该曲已成为中外驰名的交响曲。《梁祝》能有今天的成功首先归功于孟波院长，因为当时提出的创作课题有：人民公社、大跃进、梁山伯与祝英台三个。作为党委书记的孟院长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曲目下打了一个√。
领导决定了，接下来就是作曲家何占豪、陈钢二位老师的忘我日夜构思了，因为陈钢是我们的和声老师，故他为我们讲解了乐曲创作的全过程。其中有段模仿古筝演奏效果的乐段是他在半夜里突然打开思路一气呵成谱写成功的，使整首乐曲增添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色彩。
当然《梁祝》首场演出的成功除了旋律优美、富有激情还少不了小提琴演奏家俞丽拿高超的琴艺和饱满的情感以及指挥家樊承武的出色指挥。他们都是《梁祝》成功演出的有功之人，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由于我有幸于1959年聆听了《梁祝》的首场演出又亲耳听取了陈钢老师的谆谆教诲，所以使我在为学生上《梁祝》音乐欣赏课时能讲的有声有色，学生听的津津有味，课后校领导说我上了一堂生动感人的音乐欣赏课。
也就是这次得到一致好评的全区公开课，为我评上中学音乐高级教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所以，当我得知“音教系获教育部大奖”真使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因为母校将会培养更多的优秀音乐教师为教育下一代共筑中国梦吹响了音乐的先锋号！
今年是母校90周年校庆，我要以实际行动祝贺母校90岁生日，首先要为上音校友会主办点赞喝彩“离校几十年，还能有联系。我校能办到，实在不容易”。
因此，我希望这条连接全球校友的闪光纽带能永远光彩夺目世代辉煌。
戎耀梁 写于
上音90周年校庆
乐府接棒代代传
——贺上音校庆九十周年命笔
七律一首
王万涛2017.9.7
于上海音乐学院
日月如梳浦江水，
申城建校九十秩。
不忘前贤耕耘苦，
犹盼后昆英才出。
吹拉弹唱新蕾秀，
学科多元跨界阔。
更喜桃李满天下，
乐府接棒代代传。
和光时代明价值
——读《上音校友通讯》丁芷诺一文①
暨逢校庆九十周年有感
七绝一首
王万涛
2017．9．6
办学重实利天下，
汇通中西展俗雅。
以乐见道除浮名，②
和光时代明价值。③
注①：《上音校友通讯》第111期第8页《学习与思考》
注②：浮名含浮夸、浮躁、浮华、浮浅，沽名钓誉拉邦结派、弄虚作假等社会发展之通病，为办校治学之大忌也
注③：实指当今时代倡导和践行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何畏“献词一首”
秋叶红，金声落
大音育人情意浓
酒醇茶香举怀庆贺
九十年尽染彩虹
九十年尽染彩虹
追忆恩师轶事
——纪念周小燕大师诞辰100周年
翻开这本书（《她是这样一个人》）的第一页，就能清晰见到：
这天正是老人家95岁生日，她竟主动提笔写出以上字迹留给我们——永作纪念。对先生能在这不平凡的日子欣然称呼我们为“忘年之交”，我不但受宠若惊，且更加心照神交。我与先生60多年的交往，表面上各尽所能，她教她的美声唱法，我教我的基础理论，但心底里互为知音，她了解我的心，我懂得她的意。虽平日接触较少，但她的一言一行印在我心底里却永不消失，并成为了我终生搞音乐工作的指南。许多忘不掉的印记，却鲜为人知，今天我愿在纪念先生100周年诞辰之际，一点一滴追忆先生的轶事，以表对恩师的无比崇敬。
▲我从小酷爱音乐，解放前，全靠收音机收听自己喜爱的歌曲。当时得知北方有个喻宜萱，南方有个周小燕，我经常收听她们的节目，还不断模仿着学唱一些力所能及的歌曲。1949年5月上海解放，9月全市恢复上课（当时我读高三），偶见报载上海音乐院招生，我去碰运气，竟考取了！于是义无反顾，抛开高三跨入了音乐殿堂之门，其目的就是投奔周先生门下，决心向她学唱歌。
▲那时，周先生回国不久。全国解放后，音院开学，她即开始初任教学，我也成为解放后上音第一批入学的学子之一。在那个年代，学生可自选主科教师，再由教师考虑挑选。我无可置疑唯一遴选了周先生，老天助我，先生竟爽快地接纳了我。从此就荣幸地成为她在上音任教开端的第一批学子之一，师生情缘由此开始。那年，我17岁，先生32岁（相差15年），由此可见，先生为何竟在63年以后，昵称我们为“忘年交”了。
▲我是初次接触音乐，一切从零学起，先生成为了我终身职业的启蒙老师。
开始接触声乐的发声方法，上音声乐系各教师普遍强调的是上、下两个部位相通，上面Mask（额头与鼻梁交界处的共鸣），下面Diaphram（横膈膜肌的呼吸）。这两处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但发出来的声音正确与否，教师能鉴别，并能启发学生要以正确的发声方法来学唱歌。这时，我才开始懂得学唱歌有多难！
▲先生教我声乐，也必然要求我适应上、下各部位的相互配合。除此之外，我如饥似渴地接受她在整体音乐上对我的谆谆教诲。每节课都有新的启发：教我唱一首曲子，首先要了解作曲家是哪国人?写此曲是什么时代背景?歌词内容是喜怒哀乐哪种情绪?歌曲旋律上哪里是高潮、哪里低落?哪里需要加快、哪里则要放慢?哪首曲子要用激情、哪首曲子要用抒情?要用什么方法来表达内心的呼应?……。各种不同内涵，面面俱到，令我当时单纯的心地逐渐开朗，就像一块干枯的海绵，吸取着许多水份和营养。这些水份在我脑子里不断涌现，甚至影响到我改学作曲搞创作、毕业后搞教学、搞小节目的排练……，各方面都离不开先生对我在音乐上的启发。包括我当初所写的处女作就首先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毕业以后搞创作，也会考虑当地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取歌颂之材还是取抒情之材……；帮助演员排练各种风格异同的歌曲时，也要启发大家怎样表达激情或抒情、怎样寻找音乐的至高点……；在教学生学习音乐理论时，更要考虑怎样用平易近人的语汇来讲解，让大家听得懂、易接受……等等。我这一生的工作，都离不开先生对我青少年时期的谆谆教诲，先生在我身上确实起到了启蒙作用，令我举一反三，影响了我一生。
▲在周先生门下学声乐，我惊诧地发现先生除了教学生发声、教学生分析曲目以外，竟还会边教声乐边弹伴奏，自己还能随着琴声自弹自唱！这教、唱、弹三管齐下打动了我。在那个年代与目前不同，每位声乐教师上课都是一对一（目前成为二对一），有些教师（如：葛朝祉先生、高芝兰先生、洪达琦先生、魏秀娥先生等教授）都能边弹边教。在解放初期招进的声乐系学生，音乐水平大多较低，有些学生连五线谱入学后才开始学，或连钢琴也才开始接触，不可能像以上老师们一样的水平。老师们的表率形象在我脑里打下了难忘的印象，明显感受到要想成为像周先生他们那样的声乐教育家，除了会教声乐，还要会弹伴奏，并不容易。
▲学校每学期都要举行学习演奏、演唱会，声乐系学生要轮流上台“练兵”，伴奏是自找钢琴系同学帮忙。我二年级学完，先生要我上台“练兵”，我年龄不大怕见世面，迟迟不敢答应，先生见我难下决心，就毅然主动“出击”愿作我的钢琴伴奏，陪我上台，为我壮胆。当时全校只有理论作曲、声乐、钢琴、管弦四个系，声乐、管弦系的学生上台汇报，没见有教师在台上弹伴奏助威的，周先生是唯一的一位，也是多年后再也没有的一次。我被先生如此关爱，倍感亲切，在台上有先生“护航”，我还会有什么可胆怯的呢?终于我上了台，练了一次兵。
五十多年后，我已退休，我院退休教师自发组织出国旅游；其间，有当年管弦系我的老同学林克铭同游，他竟在我毫不经意之时，突然向我回忆起当年曾听过我的声乐汇报，印象最深刻的是周先生能上台为我护航，此举前所未有，所以记忆犹新，甚至他还能将那首曲子的片断哼给我听，我内心有说不出的感动，先生50多年前的小事，竟能感人至深多年不忘。更令我联想到，如果学声乐的同行们，人人都能像周先生那样能唱会弹，则今后随时随地都能英雄用武，发挥一专多能的作用，那该多好。
▲解放后，五十年代初百废待兴，广大农村普遍实行土地改革，城市的干部纷纷下到农村参加土改。上音全院师生也集体下乡搞土改，先常熟，后皖北，历时近一年。这一年我19岁，朝气蓬勃，时刻教农民唱歌，全然不保护嗓子，以致唱坏了声带。返校后，遵医嘱休学禁声半年；复学后，高音竟唱不上去，就在这无奈的情况下，我又’惊奇地发现周先生的另一举措：除了会弹伴奏以外，还会在我高音上不去时照顾我，竟能将伴奏谱整个移低半音弹奏，整首曲子一音不错，这就是“移调”的技能呀！原来弹白键的音要改成弹黑键、原来黑键音要改成白键，这是要对键盘相当熟悉才能做到的，不又是一门新技能了吗?一位著名歌唱家，遇到任何变化都能应对，实在令我咋舌，五体投地！我在这断断续续的三年声乐学习过程中，受到先生各方面的教诲，教我怎样发声、怎样分析曲目的时代背景、音乐内涵、歌词的喜怒哀乐、旋律的轻重缓急……等各种对比的不同处理方法，更从她的“身教重于言教”中，亲身体会到作为一个歌唱家不能只顾唱歌，要有多方音乐素养，要会弹伴奏、要能自弹自唱、要有熟悉钢琴键盘的基础、做到能移上下二度调……，等等，成为一专多能的多面手。由于我底子薄、基础差、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我一心只盼望后来人也能像周先生一样运用自如。
▲由于嗓子治不好，我成了周先生学生中第一个失败者，只能放弃梦寐以求的声乐，改学作曲。从此，我与先生隔系相望，再也没有机会促膝谈心。1955年肃反运动，我被调往肃反办公室工作，入了党。先生比我晚一年入党，我清楚记得就在她入党后第一次参加全院党员大会时，我先入座，在第三、四排，她后进门坐在第一排，由于她是第一次，必然会在开会前回头望望全院有哪些人是党员，当她巡视时，一眼看见了我，大为惊讶，我对她会心微笑，她却连连点头示意，两人遥遥相对，心照不宣——昔日分道扬镳的师生，今日又走到一条道路上来了，我深感她仍然关怀着我。
▲我从对理论作曲一无所知苦心学到毕业。1958年离开母校，分配到浙江，此后偶有假期返沪，我总会去探望教过我的先生们，周先生是我入学以前就倾心崇拜的偶像，虽然我中途声乐辍学，但她作为我的第一位音乐启蒙老师，从她身上学到了许多过去全然无知的音乐知识，她是我一生受益最深刻的恩师，影响到我日后三十多年自身的教学，我不可能忘记，每次返沪，照例要去探望她。1959年是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周先生向我透露：上海市要举行国庆十周年音乐会，有她参演。先生是世界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参演是必然。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她在选择曲目时，除了选她自己的拿手保留曲目“夜莺”之外，另一首中国歌曲却选中了我毕业以前创作的女声独唱《茶山新歌》，此曲内容是歌唱我国边防军的，当时我是考虑到歌唱解放军的歌曲许许多多，而对那些终年辛苦守护着祖国边疆大门、保卫着全国人民平安度日的边防战士更不能忘记，应该感谢他们、歌唱他们，也许周先生与我有同感，遂选中了这首。《茶山新歌》是我初出茅庐的雏作，先生在饱览众多曲目时，选中它向国庆献礼，事后又将《夜莺》与《茶山新歌》合并灌制78转唱片留作纪念，我内心由衷感谢先生对我的眷眷之心，真不知该怎么报答她。
▲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我难免会遇到一些上音声乐系毕业的同行，他（她）们多数和我往年一样，除了会唱歌，其他在周先生身上所俱备的技能都不俱备，我心中暗自着急，但却无能为力。1979年，我因落实国家政策（父母身边留一子女）调回母校任教，我的第一愿望就是争取承担声乐系的和声教学，一心想再回到自己的“娘家”，主动关心声乐学子们，帮助他们像周先生一样面面俱到成为多面手。
▲我的愿望实现了，在课堂上我坦白地向同学们介绍周先生已往生动的教学：既教发声方法，又分析歌曲内涵，启发学生的乐感；既边教唱歌边弹伴奏，还能上下移调弹奏，经常自弹自唱示范给学生听……等等。我向大家坦言，希望声乐系能不断出现十个周小燕、百个周小燕。在我教学的最后十年中，先后约有40人左右接受过我自发的培训，不断地与声乐学子们结缘。当时是这样安排的：
①在教和声的课堂上，每次抽出少量时间，发给每人一份我自编的“歌曲伴奏”讲义，鼓励大家根据要求，将自己所学到的钢琴上各种织体，结合当下和声课上所学到的和弦连接规则，将所发的无伴奏谱的歌曲旋律配上伴奏谱。
②写好的歌曲伴奏谱人人上缴由我审改。
③将定稿的伴奏谱自弹自唱，并移上下二度调来弹唱。
④单独向我汇报时，由我将每位的自弹自唱录音，放给他（她）们自己聆听，引起了同学较大兴趣，每人先后已谱写和弹唱过六首歌曲伴奏谱。十年里我的这些无偿劳动，未向学校报过一分钟超工作量，也未向学校要过一分钱超钟点费，纯属个人实验性的义务教学。
▲功夫不负有心人，学生们得到了启迪，就会有意外的升华，我的急切愿望，无形中出现在他们的行动之中，至今我还记得30多年前的几位学子向我吐露真情，比如：目前活跃在声歌系教学上的周正教授，30多年前就曾对我讲：“我毕业考试时的中国歌曲没有伴奏谱，我就用从您那里学到的方法，写了伴奏谱，交给伴奏老师弹。”瞧！这不就出成果啦！当今声歌系副主任顾平教授在30多年前学配伴奏谱的当时，就饶有兴趣自寻一首外国歌曲“Yesterday”自配伴奏自弹自唱给我听，好哇！这不就激活了所学到的歌唱、钢琴、和声等多方技能揉合到一起，大大发挥了它们的综合利用了吗?毕业后留学在国外的陈或，在当时学会了自弹自唱后，高兴地对我讲：“我现在每次练唱时都用自弹自唱，把每首伴奏都加了进去！”我听后特别欣慰，因为每首歌曲的旋律都要靠伴奏烘托，如果每位歌唱家在练唱时都能做到又弹又唱，效果就会大不一样，以后当教师时，连教学质量也会提高，不是吗?周先生在教学上就大不相同呀！
▲目前上音声歌系教师在教声乐上大多有方，教出好学生，但弹奏歌曲伴奏相对见肘。学校领导顾全大局，帮每位声乐教师都配备了一位钢琴伴奏老师，但全国各地的条件不可能与上音一脉相承，而上音所培养的声乐人才是面向全国的，最终可能还是得自己靠自己。当然，要想自己靠自己，必然要有良好的钢琴基础，声乐系在解放初期谈不上能有钢琴基础，不少学生都是入学后才开始与钢琴接触。但解放至今近70年，人民的经济条件、文化素养都大大提高，社会上每年都会有十万琴童学习钢琴，远的不说，只说上音眼面前作曲系的视唱练耳周温玉教授，30多年前她也是一位声乐系学生，众所周知，她是当时声乐系学生中钢琴水平最高的一位。她自幼得到父母的钢琴培养，成年后热衷唱歌改学声乐，钢琴就成了她学习音乐的最佳工具。在我培训她歌曲伴奏时，她也能自找喜爱的歌曲“绿岛小夜曲”配好伴奏、自弹自唱给我听。她弹得一手好琴，毕业留校，主要任务不是教声乐，而是利用她的一手好琴留在声乐系任伴奏老师。事后，作曲系缺视唱练耳教师，看中了能弹会唱的周温玉，随即被调往视唱练耳教研组任视唱练耳教师。周温玉凭她幼小的钢琴基础，上音学生时代学和声课时，又遇到了我对声乐系学生们的启蒙，对掌握了和弦连接的规律后自配歌曲伴奏，并移上、下二度调弹奏，达到自配、自弹、自唱的各种技能，使她从单一只会弹钢琴的狭窄概念中扩大了视野，提醒了自己会弹钢琴后，不但能独当一面弹奏曲目、还能与歌唱者合作担任伴奏、又能根据学生的需要移上、下二度调弹唱、更能将自己学过的和声配在旋律上谱写钢琴伴奏谱，这不都是将自己学过的各种技能交织在一起运用自如了吗?周温玉胆大心细，竟能在她的视唱练耳教学领域里，将缺少伴奏的视唱练习曲一首一首配上钢琴伴奏，并出版。又教学生自配、自弹、自唱、移调等等技能得心应手。仔细回眸，这不就是在步周先生之后尘了吗?如果声乐系的学生们个个都能像周先生那样的学识与技能，不就培养出十个周小燕、百个周小燕了吗?
▲记得在上音80周年校庆前后，院领导向全院教师收集教学科研资料时，我曾将众多声乐系学生所谱写的歌曲伴奏谱与他（她）们自弹自唱并移上、下二度调的录音磁带，筛选了部分装订成册，上缴给了学校。（当时是送到党办，放在党办主任喻家琪同志桌上的，不知现在还能找到否?）
▲的确，上音声乐系在培养学生过程中，除了专业课，还为学生设置了形体课、西洋歌曲的德、法、意各国歌词语音课等等扶持学生，但我在声乐系学习三年中从恩师周先生身上所看到的各种技能却未被声乐系领导重视，只满足于目前每位声乐教师都配备有伴奏老师的优越现状，未去考虑学生就业后可能面临的简陋环境所需要的一专多能技巧，这样，若想让上音声乐系能培养出十个周小燕这种全能的声乐大师，成为了一句空话。
▲我为什么敢于在纪念周小燕先生100周岁诞辰之际，贸然提出这类现状?实是压抑在心中几十年的心愿总盼望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成为现实。过去我曾听说，当年学校评审高级职称会议上，当轮到讨论我副高职称时，有声乐系王品素教授主动介绍我为声乐系学生培训自配歌曲伴奏、自弹、自唱等，得到学生们的欢迎。而如今先辈老教授们均已仙逝，但尚有当初受益者留校任教的教师们，校方均可向他（她）们实际调研，计有：顾平、周正、葛毅、陈星、谢乐、王克蔚、方琼、杨学进、周温玉等教授。另外，也可考查我曾上缴的有关学生们自编的歌曲伴奏谱及自弹自唱并移调的录音磁带。以上“人”“物”俱全，可见一斑了。
▲当前，党中央习近平主席大力号召“把改革进行到底”，中央着眼于掌握大方向，我们就应该着眼于提高对音乐人才的教学培养。本着当前号召的“改革”精神，我建议：
①在今后我院的招生条例中添加一条“声歌系考生必考钢琴，凡程度在车尔尼849练习曲以上水平，考试成绩优良者可加分。”以敦促考生尽早重视钢琴学习。若以此作为考学条件，基点就自然提高了，从小钢琴根基打得好，将来对音乐领域任何学科都大有可为。
②新生入学后前三年，对各门学科广泛接触，打好基础，声歌系的钢琴课应改为三年必修课，第四年我建议在三年必修课的基础上另换教师开一门“歌曲伴奏”课，其内容：
a.既会自弹自唱（将歌唱与伴奏揉在一起倾听效果）；
b.又会自编伴奏（将前三年学过的和声与钢琴有机结合、融为一体、综合运用）；
c.更会在钢琴上充分熟悉白键与黑键的上下关系，达到能移上、下二度调运用自如。这些均属边缘学科，且又常是“被人们遗忘的角落”，君不见，这些技能都是周小燕先生的拿手，是声乐大师的底蕴呀！已往各国来华的声乐大师们，个个都不需另配钢琴伴奏，只靠自己坐在钢琴前，边弹、边唱、边教，引人入胜。
学生们如果通过这门课程的实践，就会有学不尽的技巧，一专多能终身受益，这不就能成为“周小燕第二”了吗?
d.我院是界于中、西双方音乐领域之间的高等学府，经常会与西方交流，已往要靠翻译作桥梁，我建议本着改革精神，全院英语课程定为三年必修课，并将课程重点放在以“背口语”、“听口语”（教师达到用英语上课）为主，以学文法为辅，毕业时能达到听得懂、说得出、写得来，三通！与外界交流能不靠翻译独当一面对答如流，这样，全院学生的修养会大大提高，终身受益。上音总水平也会提高，做出榜样与国际接轨。
▲我相信通过贯彻“将改革进行到底”的精神，上音声歌系能放眼全国，为广大人民培养出一专多能的声乐人才，而不只是顾及培养少数世界拔尖人才，若争取双管齐下，必定会更上一层楼，在全国声乐界起带头作用。声歌系的学生们在打下了全能基础后，工作时，就可因地制宜开动脑筋，闯出新路来。
▲我与先生亦师亦友度过了60多个春秋，生活上的往来历历在目。记得在30年前，我刚搬进上音小区不久，先生竟会主动向我提出想去参观我的茅屋，我大为吃惊，只有学生叩拜师长的，哪有师长自愿“光顾”学生寒舍的?！我兴奋地招唤了当年老江湾时期周先生的第一批在沪学生前来欢聚，共叙旧情，其乐无穷。我出车祸时，五次开颅，治愈后前去看望先生，她久久地观察我的假头，深表同情，还提议二人合影留念。先生每天在家中上课，我们不敢前去打搅，只有一个时间——晚六点，是她晚饭时间，我们即可择此机会前往寒暄一番。由于双方居住相近，我们常接到她的电话，比如说：“明天要开会讨论某某专题，你们可来谈谈看法。”也有：“后天的音乐会票，你们抽空来拿。”又有：“我这里生日蛋糕太多啦！快来帮忙吃掉它！”还有：“别人送来的水果都要坏了，快来拿点去吃！”……
周先生亲临小维葛麻家欢聚，“1949年”是当时师生邂逅郑
小维置换了人造颅骨后，周先生十分关切提出合影留念
▲一个意想不到的永诀。2015年，我数次打电话到先生家，都无人接，以为先生离沪外出开会去了。不久却听说先生生病住院，我毫无思想准备，以为与往常一样，不久即会回家。但一等二等等不回，时间拖长总想去看看，做了她平时爱吃的四川芽菜面带去，不料，面可进屋，人不能进，这才得知先生得了重症，我心急如焚，反复琢磨，一心想找到某种有效中药，能配合西医达到中西医结合的治疗佳境，到处打听，终于找到，一种是外贴的“阿魏化痞膏”，另一种是内服的“志苓胶囊”，都说效果不错，我即“先斩后奏”两种都买下各一个疗程的剂量，想作试验。瑞金医院为慎重起见，查看了中国药典，最后只接受了外贴一种，与西医共同治疗。在我去探病时，问先生贴后感觉如何?答曰：“舒服。”问：“还痛不痛?”答：“不痛了。”问：“胃口好点吗?”答：“我想吃冰淇淋，他们不同意……”（这就是我所听到先生的最后几句话）。我的直感是中西医结合确实有疗效，一心只盼能保住先生平安渡过“8．28”（届时她虚龄100岁），但事与愿违，事后才听说“化痞膏”贴久了，皮肤有过敏，随即停贴，还差半年，先生即离别众人驾鹤西去，竟成了永诀……
▲先生对上音、对上海、乃至对全中国的巨大贡献——为祖国培养出不少国际人才己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我永远忘不掉在先生追悼会那天，成百上千的上海市民纷纷蜂拥而至，静候在大厅门外，最后为照顾一片诚心自发而来的悼念人群，敞开了大门，一个个终于得以瞻仰到先生遗容，向先生鞠躬致哀，此时此刻的情景已往从未见过，深深打动了我，总想先生的功绩理应载入史册，永存于世人心中，于是本能地主动为先生找到了上海历史博物馆，相信先生的音容遗像及宝贵遗物将会永存于此供世人瞻仰。
▲点滴追忆，莫过于仍然忘不掉先生给了我事业上的深刻启迪，如果我不曾亲眼目睹她自教、自弹、自唱三管齐下……，如果我没有亲身经历过靠她亲自伴奏扶持我上台“练兵”……，如果我未曾亲自接受她照顾我的声带移低二度完整地弹出伴奏谱（这是件很不容易的技能！）……，我是不可能那样执着地坚持培训每位我曾接触到的声乐学子们，希望他（她）们个个都能像周先生那样；也不可能在今天自己都已耄耋之年还强烈呼吁我院领导、声歌系领导发扬“改革”精神，全面考虑加强声歌系的教学内容，鼓励声歌系学子们努力学习以周小燕大师为首的诸多声乐系先辈老教授们的多方修养、全能发展，把大师精神代代相传。
我恳请各位领导及教师都能本着改革精神，各抒己见，集思广益，以达到提高上音声歌系学生的音乐素质。我相信通过改革，若干年后，上音培养出的声歌系人才，将会出现十个周小燕、百个周小燕，终究得以告慰周先生的在天之灵。
（恩师百岁之际有感而言）
郑小维
2017年8月
1964年初，部队领导强调要民族化，院领导贝纹当众宣布：上音特派民乐系理论作曲教研组组长胡登跳（右1）、敦煌秘谱破译者叶栋（右2）、理论作曲系配器课教师宗弼（左2）、民乐指导教师夏飞云（左1），由吕韧敏带领，专程前往济南前卫文工团观摩学习取经。
※ ※ ※
忆 贺 晓 秋
母校七秩华诞，八方校友返校，身处域内东西南北中和远赴海外五大洲的历届学子，欢声笑语齐聚一堂。
来自美洲的“全球华人文化交流协会理事”丁蔼悦，先是附在我耳边喃喃言道：“见了你就想起晓秋！这次就不去看贺院长和姜校长了吧?免得他们想起晓秋义会伤心难过……”继之朗朗声称：“那年夏天，大家去北京军区找你，你和夫人好热情哟——带我们去爬了八大处（大家拍了好多照片），回来又为我们做了北京炸酱面，玩得很开心，吃得也很开心，真是高兴极了！”丁是职业指挥，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她准确无误地提到了那次光临寒舍的所有的同学的姓氏名号，却唯独不提“贺晓秋”这三个字，是深恐大家闻之必会伤心难过；事实是那次“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行列里，贺晓秋的矫健身影无处不在——她的虎虎生气，她的神韵丰采，早已定格在大家争相抢拍的照片上了。
拦军车与闯军营
丁、贺等包括指挥系、作曲系、钢琴系多达“加强建制班”以上浩浩荡荡的一干人马，那年夏天相约结伴而来的八大处之行，热热闹闹有说有笑，自然十分开心；但是此前的一个初冬，我们从闹市平安里搬来远郊西山不久，贺晓秋独自一人从军用大卡车上一跃而下，突然出现在夜幕已降的军区大院，却着实令人大为惊诧不无耽心！
得知我的上音同学光临，人们迅即围拢来“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同时又七嘴八舌纷纷嗔怪：“咋不打个招呼——我们也好去北京站接！”开过坦克车的板胡演奏员李福庭声称：他一个人骑自行车就能把贵客接回来，而且万无一失方便又安全……
贺晓秋连连道谢！说是：“拦军车，闯军营，是灵机一动临时决定——天马行空也很安全。”她手指军车司机颇为兴奋地强调：这不是嘛，我又遇上了“活雷锋”！她同大家一起，由衷地感谢从动物园一路把她送到我们楼前的军车司机，
又为他关好车门，注视军车走远了，这才在众人簇拥之下进楼门爬四层。紧随其后的我回眸楼外，耳畔似乎依然回响着军车司机有腔有调的长呼短唤：吕韧敏快出来！你的上海音乐学院同学贺晓秋来了……
旅途劳顿的贺晓秋并无倦容，面对丘八们的热忱欢迎和真诚关切，显得不无兴奋和感动；入室落坐后，扬了扬手中的北京市内交通图，娓娓说道：手中有地图，心里不胡涂。没赶上末班车，本打算徒步赶路。探询路线过程中才发现，没有—个人支持独人独行。人人都出主意认为：最保险还是去拦军车。于是不管大车、小车、吉普车，凡是见到的陆、海、空三个军种的车和炮、装、工三个兵种的车，几乎一辆不落问了个遍！最后遇上了这辆大卡车说是北京军区政治部回大院的，又恰好知道你们39号楼。司机问明了原因，查验了证件，仔细辨认了上海音乐学院学生证上的照片与本人相符，便爽快地准予上车。但闻知事先并无联系、城里也有住处，又改口下令叫下车，“写个条子带回去，约好时间和地点明天他们来接你”。贺晓秋既然上了车岂肯再下车！好说歹说就是不挪窝，想方设法催司机快开车。
司机眼见车上客人态度坚决，不肯写条子更不肯下车，而是一门心思急于赶路，千方百计催他开车。也就不再耐烦强调客人进营门程序太繁杂（证件登记、电话联系、有人迎接方可入内等），而是浓眉紧锁自言自语：“走完了这套会客程序得猴年马月?……”他低头看了看表，抬眼摇了摇头，厉声向客人下令道：“实在想去就得赶快！你的两只手都必须抓紧、把牢，任何情况都不能放松。有什么事赶紧敲我的后车窗！“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司机闻声迅即关好车门，双手紧紧握着方向盘，双眼紧紧盯着正前方，加大油门奔驰起来！大约过了多半的行程后，放慢时速粗声粗气嚷道：“到了营门口你别下车，我跟卫兵打招呼直接开进入院去找到你的同学再下车！会客手续由你的同学代办！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了！”客人大喜过望应声答道。
后来，我为此特地登门拜访车队，感谢他们培养出“小山东”这么好的活雷锋！队长告诉我：这个兵是他们那一拨里出类拔萃的尖子兵！根儿正苗儿红技术过硬，是五好战士、共产党员。即将公布他当班长的任命……
初次来军区大院的贺晓秋，谨遵大院会客规定（九点三十分截止会客，特殊情况可以延时可以留宿但须另行登记备案），虽然晤谈甚欢，谈兴正浓，依然执意九点之前离去。大块头李福庭执意护送。为稳妥计最后商定，请总团司机班长老刑开小车送行。大家欢送客人走时，老刑陪我补填了会客单：入大院时间为六点五十八分；离去的时间为八点五十六分。
延安出生的贺晓秋有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劲儿，自称“天马行空心血来潮”的此行，虽然来去匆匆，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她的丰采神韵，她的言谈话语，至今忆及恍然如昨：谈吐从容、落落大方，或娓娓道来或侃侃而论，无不洋溢着那个时代盛行的虎虎生气和豪迈之气！哪里还有一丁点儿“大小姐的娇娇二气”呢?
气冲冲与笑盈盈
“大小姐的骄娇二气”，是初识贺晓秋时听她亲口说的。
时间是一个周六下午党团活动后。地点是在母校办公楼一层三面有玻璃窗的大房间（据说原是犹太人的酒吧，时为音乐研究室的办公所在），散会后众人离去我没走，选了最里边临窗处，埋头作黎英海先生留的和声题。耳闻门外有人问：“吕韧敏在吗?”门旁的孙维权答道“在！”并随即停—下正在抚弄钢琴的双手，转而指向抬头张望的我说：“那不是嘛——正忙他的作业呢！”他的话里强调“忙作业”三个字，显然意在不希望有干扰。但我还是起身，迎着满脸孩子气的来者（颇像“假小子”似的中学生）问：“是找我吗?”“就是找你——请评评理！”说着风风火火径直走来落座在我对面，并不顾及在场的他人，便“汇报”起他们团小组会的始末。说着说着激动起来，越说越伤心，越说越生气，以至从饮泣不止到哭诉发问：这能算是什么大小姐的骄娇二气吗?
我从这位“汇报者”转述的大家发言中，已经确知其姓名和家世，闻此不由得大笑后发问：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
一脸率真憨态的贺晓秋，对我的大笑不无诧异，但对我的发问却回答迅速：“当然想听真话！”
于是我“倚老卖老”、亦庄亦戏、敞开心扉为她“评”了一通“理”：贺晓秋同学！我认为，大家所言极是。
第一，令尊是贺院长，令堂是姜校长，二位革命老前辈所疼爱的千金，如果不是大小姐或许是二小姐?三小姐?
第二，这么个小小的会上的一点点小小的批评，算得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值得哭鼻子抹眼泪儿吗?哭鼻子抹眼泪儿还不是大小姐的骄娇二气，难道是大英雄的豪迈之气?
第三，我看你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玉体欠安请假不去就是了。大家肯定会体谅，还会对病号慰问一番！但你事先既不请假，事后又不明说，只怕“影响不好”而宁肯咬牙坚持。结果适得其反：人们因为苦苦等你而集体迟到，显然已经憋了肚子气；见你姗姗来迟又懒洋洋地不出力气（谁也不知道你是病恹恹的没有力气），所以到了团内生活会上，大家都敞开心扉怎么想就怎么说了！……
第四，我真的是深深感到：所有的发言者全是虔诚的理想主义者。批讦你的人和被批评的你，都过分追求完美，都容不得对集体、对你、对你的家庭会有什么半点儿所谓不太好的“影响”；其实，即使有那么一点儿“影响”又会咋的?完全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嘛！
第五，我一向憎恶不守时，对参加集体活动误时特别反感，鲁迅说过“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茅以升也说过“任何一种对时间的点滴浪费，都无异于一种慢性自杀”。马克思还说过“无论是个人，无论是社会，其发展的需求都是由时间来决定的； —切节省，归根结底都是时间的节省。”对我的声色俱厉她并不介意，倒是对我随心所欲转述伟人语录，特别凝神倾听极其当真，而且寻根究底追问出处。我坦陈自己读书太少，又不求其解，哪儿会记得什么出处呢?
不过是仅凭印象记得大意罢了！她听后又笑出声来，谦称自己读书更少而且读后就忘连大意也记不得。忆及她的朗朗笑声，如今仿佛音犹在耳！我还依稀记得，孙维权见她离开了，回头双眼盯着我，挺认真地问道：贺晓秋来的时候气冲冲，走的时候笑盈盈，你老兄有何妙招儿魔法?
我不记得当时作何回答和有无回答。但却记得，就在贺晓秋找我之前不久的一次党支部大会上，有点儿火药味儿地群起而攻“黎英海崇洋媚外。”起因是黎先生应邀准备去外地（似是江西）讲学，随身携带的箱子里装有西服，被好事者窥知告发（“汇报组织”）；遂有了这么一个党内生活会，就所谓西服问题“谈谈看法交交心”。但令人感觉发言像有约定似的 “一边倒”，最温良恭俭让的言辞
也是“政治影响不好”“有损上海音乐学院的形象”“出了校门就什么都不顾及了是很危险的……”
我很愕然，十分不解，穿件西服咋就会“政治影响不好”呢?咋就会“有损”母校的“形象”呢?于是未经深虑起而插话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穿衣戴帽各有所好，谁爱穿什么纯属个人自由，怎么衣服还没有穿就先戴上了大帽子！“交心”咋会变成“交火”——小题大做无限上纲好吗?……
未料，我的即兴“交心”还未触及“主题”，就受到了包括黎先生在内的偌多与会者的抨击；我不管不顾“自说白话”，越说越快地说完了想说的话之后，才肯于复又落座继续恭听诸公的侃侃高沦。
我“陈述”的“主题”，是关于西服的一段亲历史实：1955年10月，部队从朝鲜战场凯旋回国后明文规定：上街不得穿军服，必须穿便服；号召女士们穿苏联花布做的叫作布拉基的连衣裙，号召男士们可以穿西服。我因为需要赡养两位老人，需要抚养被定为极右分子的兄长公子，还得续订期刊买点书籍，当然穿不起西服。只能穿剪去衣领的退色旧军服（款式倒也“新颖别致”，我在母校就读时也穿过）。但见量身定做的西服穿在丘八的身上，不免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确比当时还不能量身定做、只能分大中小号的军服看起来挺舒服，据说穿起来更舒服——精神头儿十足！
写完这一段关于西服的亲历史实，又想起另一段关于西服的亲历史实；1971年10月出席吉诺卡斯特国际音乐节，依例一律着中山服，但胡可力主“把西服也带上！”出访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主张的英明——确如他的经验之谈，西服上衣的两个内口袋功能甚佳，比中山服方便多了，存放讲话提示之类的纸片儿绝对安全，随时取用，煞是方便。至于西服领带（曾被郭沫若称之为“栓狗的绳子”），为示庄重可以“栓”着，为了舒服也可以不“栓”，视场合环境和心情之不同，尽可随意也！
八宝饭与八宝粥
2015年两会期间，母校资深老教授顾连理先生由沪来京，在长子侔天处过冬（先生自谓“避寒”），我闻讯趋前拜望。承蒙先生盛情，执意馈赠亲手特制的八宝饭（身为政协委员的侔天，忙于参会之余谨遵高堂之命，一趟又一趟跑超市，终于选够了母亲指定的种种谷类、豆类、瓜果类等优质食材——十多年的连年农业人丰收，五谷丰登要啥有啥，所选食材远超“八宝”以上）。我双手捧起套装在硕大精美月饼礼盒里的八宝饭，不由地想起了直接盛在小巧精美玻璃罐头瓶里的八宝粥——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就读母校正练琴时，贺晓秋奉高堂之命，急匆匆地送来琴房所赠！
我记忆清晰，其时也是寒冬。次日是钢琴课会课时间，我照例在琴房里练琴。虽然没有暖气也没有火炉的琴房被有的人说成是寒窑，但我全神贯注于复习钢琴老师周美丽先生留的钢琴课时，非但没有感到冷反而感到有点儿热。意外的是贺晓秋突然破门而入——她从自己肩上的挎包里取出一个小巧精美的罐头玻璃瓶儿，一层层脱去严严实实包装的同时，对我嚷嚷“快过来！这可是我妈妈为我过生日亲自选料煮好亲手盛满装好的八宝粥！妈妈派我赶紧送来，请你尝尝味道……”话音未落，粥味儿飘来——随着瓶盖儿完全拧开，香甜浓浓、热气腾腾的美味，在空气里弥漫、荡漾，琴房里顿时有了融融暖意，且在她的欢声笑语中不断地加热升温。
贺晓秋忙活的同时，发现我仍靠坐在琴凳上，既不挪窝又不肯接她递过来的八宝粥，便又生气地嚷嚷起来：“你还是个男子汉吗?你还是个解放军吗?”她双眼直愣愣地紧盯着我——大约是紧盯之后终于察觉，丘八是受宠若惊不知所措并非如石如木无动于衷，便不由分说地迅即用空着的左手按住我的脑袋向后仰，
就势用高举着八宝粥的右手“强行填鸭一口吞”……
她“完成任务”后夺门而出，回复高堂之命去了！
贺晓秋像旋风般急匆匆而来，又像旋风般急匆匆而去。疾速开门关门形成的寒流唤醒了丘八——昏昏如醉飘飘欲仙的我终于返回人间：生于穷乡僻壤，常年以野菜、树皮、地瓜秧充饥：少小从军又东跑西颠饮食无常时有断炊。自此以前，何曾听说过、见到过、品尝过如此这般美不胜收的佳肴（虽然处于国家严重自然灾害时期，粮食供应严格定量，食品极度匮乏，食材根本不可能寻觅到八种之多）！
胡可有两句名言，共过事的人们至今津津乐道：“不管什么工作，到了韧敏手上都会干得有声有色；不管什么饭菜，到了韧敏口中都会吃得有滋有味儿。”而立之年，这两句话听惯了也就习以为常不在意了：不惑之后有时想想，前—句犹如溢美之词难免恭维之嫌，而后一句则是千真万确的大实话。但是，姜瑞芝先生亲手煮的八宝粥和顾连理先生亲手蒸的八宝饭，对我而言绝非寻常的“有滋有味儿”！更非仅俱物化意义的美食珍品！而是分明承载着母校对就读学子的深情大爱和隆隆厚望！——母校的深情大爱和隆隆厚望，还每每体现在黎英海先生、陈铭志先生、刘福安先生、钱仁康先生、施咏康先生、宗弼先生、刘如曾先生和胡登跳先生等主课老师以及众多的共同课老师们对我潜心施教的方方面面…… 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和优美的校园，使我焕发出用不尽的力气和使不完的劲儿！就连龙榆生先生的《古典诗词》（其妙无穷）和陈贤硅先生的《唯物主义》（枯燥无味）这两门被许多人认为可听可不听的课，我也如饥如渴地专注听讲、认真记录、必交作业（那时真的是笃信漫天飞的豪言壮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真的是笃行老人家的浪漫诗句“。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只可惜“好景不长”，阳光灿烂的好日子过得飞快！
正踌躇满志意欲“大展宏图”之际，突然得令“改学民乐”，并得知重金购置的西洋乐器“统统砍掉”。宿舍门对门的友好近邻黄晓同对此一脸愕然！探询我转系“是不是真的”得到证实后，特意把我引入他的宿舍，关好了房门才说：毛主席号召地方上要学解放军，你们砍西洋乐器地方上也跟着砍。刚建好的交响乐团说散就散，连编制都取消了！这以后——交响乐会不会也被取消？……
见他问话很郑重，我答话便更郑重：交响乐绝对不会取消！也根本取消不了！毛主席说过“国庆大典天安门阅兵，不能用笛子唢呐还得用洋鼓洋号……”毛主席号召“全国学解放军”是同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一起说的，是说要发扬艰苦奋斗锐意进取的精神和敢于破除——切陈规陋习不断开拓新天地、夺取新胜利的勇气！部队文工团本就起家于民乐，解放了上海进城后才得以“鸟枪换炮”增添了西洋乐器；突然之间刮起一阵风只留“鸟枪”扔掉“炮”，这显然是长官意志瞎指挥。我虽然奉命转了系，但该怎么学还得怎么学！
于是黄先生鼓动我写交响诗，说是特别欣赏我的双簧管独奏曲《牧歌》。我告诉他，自己所在的团里有位战友是从小跟着白俄教师学的双簧管，水平在全军还是数得着的，我是学以致用为他写的。但是团里不可能演奏交响诗，我也不敢写交响诗，听都听得很少！黄先生十分热心，说是他会为我选一些经典曲目现在就开始多听听多分析分析；又说真想写倒也并不难，他一定会鼎力相助。黄先生让我“好好想想——选准题材很重要！”此后又专门约谈，对我提供的《茅山的春天》（写新四军）和《狼良牙山五壮士》（写八路军）这两个题材，再三再四比较斟酌后定下了后者；并极其认真地帮我拟定了写作构想。我正满怀激情全心全意投入此事， 岂料又突然得令说“工作需要尽快回京”。经校方决策层商定后告诉我：根据有案可查的与部队约定，干部进修班结业后转入本科继续学习是可以的；但必须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就是说，即使毕业了也未必一定回去，何况现在还没毕业呢！不过呢，实在要回去的话，完成部队任务后仍可返校继续学业……
但是离校返京后，我依然是“革命一块砖，任凭党来搬，去盖大楼不骄傲，来垫厕所不悲观。”再也无缘返校继续学业了！在漫长的岁月里，多有风霜雨雪，也有电闪雷鸣，总之是坎坎坷坷路不平，曲曲折折走不顺——耿介和愚钝的本性，又难免惹是生非，有时还险象丛生。不过，无论陷入何种逆境以至绝境，凡念及母校的深情大爱和隆隆厚望，必会燃起希望之激情，倍增愤起前行的勇气，无怨无悔，义无反顾，毋需扬鞭自奋蹄！
上书建言与自戕弃世
1968年春，上音派了两位后生专程来京到我家外调，一进门便开宗明义宣称：
“贺晓秋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
“贺晓秋的日记里清清楚楚写着多次来北京军区找过你们——请大胆揭发她的反动言行：。”
我和家人面面相觑！扼腕唏嘘！强忍着悲痛和愤懑连连发问（声高语急实际是质问）：
贺晓秋来我们家每次离开都是高高兴兴容光焕发！每次告辞都是笑声朗朗相约再见！怎么会一回到学校就把诺言抛到九霄云外?是不是你们打派仗有人欺侮她了?
两位来人，满脸茫然，四目相视，似问似答：一位说“不——会——吧——”另一位说“没——有——吧——”（这三个字虽是吞吞吐吐，却是同时说出。）
我们仔细回顾了晓秋每次来去的始末和 晤谈的内容，据实——面告来人。我和家人断言（也获得来人的认同——外调者做笔录的同时频频点头称是）：贺晓秋绝对没有任何反动言行，更没有任何“自绝”之类的丝毫迹象。她对父亲久蹲牛棚的焦虑和不理解、对遭到众人冷落（特别是遭到友人甚至亲人的冷落）感到意外和不适应、对恋人悍然离去的愤慨、对毕业分配的惆怅，等等等等皆属人之常情的自然流露。而她的上书建言为杂技音乐改革给江青写信，请《解放军文艺》编辑部“转呈”一事，恰恰表明了她面对当时那种——团糟的境况，依然坚守着自己热爱的音乐事业，依然充满了锐意进取的朝气和勇气。
1967年春，我被“搬”到了“首都陆海空三军隆重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大会宣传组”，随即又被“搬”到了由陆海空三方各举荐一人构成的《解放军文艺》理论组。贺晓秋带着她写给江青的信，风尘仆仆地不辞辛劳，跑到西山八大处与我的家人谈后又马不停蹄地跑回城里，按图索骥找到广渠门外的解放军文艺编辑部。我和大家一起热情接待了她，并对她写的信提出压缩意见。晓秋从善如流，她当场压缩了对京剧音乐改革的赞颂又删减了对杂技音乐历史沿革的叙述，集中阐述了对杂技音乐改革的具体设想，三页纸浓缩成一页纸。她满以为请《解放军文艺》给部队文化顾问转信顺理成章，未料大家认为不妥，主张她贴上四分邮票直接投入邮筒更为迅捷稳妥。她很理解，欣然而去。三年后，我被“搬”到国务院文化组，受命拆阅文艺界写给江青的大量来信时，意外地发现了诺多有头有脸的名流们的亲书，却始终没有找到晓秋的信。
两位后生辛辛苦苦来我们家外调，留饭与我们一起同桌共餐后终于离去。我们则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久久不能自拔———晓秋的弃世，到底是自戕还是他害?
我当然知道，母校在文革中自戕者多矣！当然也知道，母校1987年版和1997年版的《大事记》均有记载：“66届作曲系毕业生贺晓秋于1968年4月7日被迫害致死。”其时，恰是2月12日和4月25日两次批斗贺院长大会之间，可以想象身为批斗对象之女的晓秋，她承受的心理压力多么沉重！但从当时收到各派寄赠的种种小报传单中我似乎发现：一个个具体的悲剧，无不由一只只具体的黑手造成。大背景是它们得逞的条件，却不应该是赦免它们的理由。文革中确实充分地暴露了人性之恶，而恶的存在却不应该用文革本身来解释和辩护。事实是，自戕者如果没有落入恶人黑手所设的陷阱，悲剧未必就会发生！。至于贺晓秋的弃
世，究竟是自戕还是她害，我和家人至今难以释怀却又无法判定——疑惑，迷惘，仅止于疑惑迷惘罢了……
斯人乘鹤西去，庸人枉自悲戚。往事已矣，人生已矣，呜呼晓秋——魂归来兮！
（丙申年杏月于京西玲珑塔侧之蜗居灯下）
※ ※ ※
（附记：）撰写此文受命久矣！晓秋与我同校同系不同级。她不住校，也不在学校食堂吃饭，故我就读期间接触机会较少，记忆深刻的仅止于文中所记。倒是我回部队后，驻地先是在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平安里，后是在游览胜地西山八大处风景区；于是光临蜗居的校友络绎不绝，其中就有晓秋。她与我的家人很投缘，似如当下的“闺密”无话不谈，许多事情我是由家人转述而得知。此文乃我与家人思虑再三后的结果，即仅仅保留了全部篇幅的四分之一（我就读母校五年，深以视野得伸为平生难得之大幸，多有值得终生铭戢之恩师，自当另有专文谨记之）。这“之一”也是仰仗校友会刊主编邵祖荣兄和别的校友持之以恒地殷切敦促和有力支持（郑重提供权威史料，——介绍彼时详情）。终于不能再拖，必须践诺复命，兹特竭诚表示深深的感激之忱！
2016年3月8日
▲中国共产党党员，上海音乐学院参局级离休干部、原总务科、保卫处科长 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7月18日上午6时34分，在上海市中山医院徐汇分院不幸逝世，享年87岁。
现定于2017年7月22日（星期六）上午10时50分，在龙华殡仪馆八仙厅举行张之均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张之均同志，1929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枣强县东纸房村一个农民家庭。1943年6月在还未满14周岁就在老家枣强县五区参加了武工队当上了交通员；1945年5月参加枣强县县大队一连任通讯员：1945年10月部队整编加入冀南军区，他先后在五分区独立团四连和29旅87团八连任通讯员；1947年3月张之均同志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部队改为二野10纵29旅87团，他在团部担任警卫班长；1949年8月—1950年10月在河南军区和湖南军区司令部任排级警卫员；1950年10月-1953年7月在解放军第二十步兵学校学习（为副连级学员）：1953年7月—1955年8月在解放军第27军8l师241团四连任副连长；1955年8月—1959年7月在上海警备师四团任连级参谋，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尉军衔，1956年9月被授予上尉军衔；1959年7月转业到上音工作，先后在总务科、保卫处担任科长；1982年5月光荣离休。
张之均同志参加革命以来，在部队担任通讯员、警卫员、军校学员、军事参谋等工作，表现勇敢顽强，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荣获解放奖章，立三等功一次；在上音期间获1982年度保卫先进工作者。
张之均同志平时为人忠厚、襟怀坦白；谦虚谨慎、待人真诚，热心助人；生活节俭、艰苦朴素；家庭和睦、邻里团结，他对子女从严管教，严格要求，他是子女做人的榜样。他曾在多个岗位辛勤工作，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给周围年轻同志及老师、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张之均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大家，但他的精神将继续伴随我们年轻一代成长，我们要发扬老一辈上音人的光荣传统，向他老人家学习，一生对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爱岗敬业、默默奉献，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卓越的成绩。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退休研究员
戴鹏海老师，因病于美国纽约时间2017年6月24日9时25分在纽约皇后医院逝世，享年87岁。
特此讣告
戴鹏海治丧工作小组
2017年6月26日
▲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退休讲师 陆玉华 老师，因病于2017年7月31日在新西兰奥克兰北岸医院逝世，享年83岁。
特此讣告
陆玉华治丧工作小组
2017年7月
▲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退休副教授
倪承丰老师，因病于2017年8月17日23时58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3岁。
2017年8月31日下午3时在香港圣公会圣约翰座堂举行告别仪式。
特此讣告
倪承丰治丧工作小组
2017年8月